王晖《论周代天神性质与山岳崇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指出周人心目中的天神就是山岳。当时人以为天神居住在山上，故称之为“天室”山，他们的祖先神死后都升到天上，实即天室山上。周人称嵩山为“天室”，又称“崇”山，“崇”即“宗山”，亦即文献中的“冢山”。“崇山”就是指死去的祖先神所聚集的宗堂、宗室。周代的天神乃周族的部族神，天神——山岳崇拜实际就是祖先神崇拜，主要盛行于西北地区，这也代表了炎黄文化神权崇拜的特点。周人克商后形成了以中岳嵩山为主的五岳崇拜，东方殷人及其后人表示敌忾时用箭射盛血的革囊以示“射天”，正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
崔永东对铜器铭文、简牍及帛书等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做了深入挖掘（《出土法律史料中的刑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作者认为周代“明德慎罚”的思想已经渗透在铭文中，出现了“中刑”原则，即强调司法公正、量刑适中与罪刑相应；区分初犯与再犯的原则；减免的原则与感化教育的原则。云梦秦简中既反映了法家的刑法思想，也包含了儒家的思想。前者如轻罪重罚与慎刑；后者有“不孝”为罪、父子相隐与同罪异罚的规定等。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论则开启了古代法律文化自然化的先河。
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指出：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实行的军屯一方面解决了戍边军卒的粮食供应，巩固了北疆的边防，但由于九边不适度屯垦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地区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地区水蚀、风蚀的过程。
以往学界总是着眼于全国来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美国学者白思奇则将它作为北京城市历史的一个课题加以分析，围绕北京的会馆揭示维新运动这一全国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与北京的地方特点、北京城市历史的发展交互影响。在《北京会馆与戊戌维新——从城市历史的角度看戊戌维新》（《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作者指出北京会馆历史悠久，功能成熟，为居住其中的维新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聚集大批各地士人，士人关心时事，形成“士人潮”，会馆在一定意义与程度上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策源地和根据地。维新运动失败也加强了北京会馆的政治功能，至五四运动前，在会馆中进行的政治活动很多。同时，政府对会馆政治活动的监控也逐渐强化，具体由京师警察机构负责监控，并颁布一系列管理规则。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历时之广，或可称最。透过这些交往，特别是国际汉学家对胡适的评价与态度，也会增加一个认识胡适、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角度。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指出与胡适有往来的学者，论国别有十个，论人数有几十位，包括钢和泰、伯希和、高本汉、卫礼贤、李约瑟、戴密微、恒慕义、魏特夫、狩野直喜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裁量人物与著述。不过，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胡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辞。这对提倡以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受其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义，这亦显现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
